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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漂族就业权益亟需政府保障

2019-11-10 21:45:12来源:励志吧0次阅读

“低收入漂族”就业权益亟需政府保障

租住在北京市海淀区唐家岭地区的湖南籍打工者王魏执意不同意到他家里采访,理由是“太乱了”。

从外地一所大学毕业后,王魏和她的女朋友已经在唐家岭生活了两年,如今两人的月收入加起来都不到4000元,因此他们选择了在唐家岭租住,每个月房租只要500元。

尽管生活压力比较大,但王魏丝毫没有要离开北京的意思。

在今天(6月2日)发布的2010年就业蓝皮书———《201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中,像王魏这样的新一代就业弱势人群,被称为“低收入漂族”。蓝皮书的主编王伯庆博士告诉《法制》,对于低收入漂族的调查分析是2010年就业蓝皮书的亮点之一。

对于今年全国“两会”前后被热炒的“蚁族”,王伯庆认为,“漂族”与“蚁族”没有实质上的区别,“他们就业的地方不是家庭所在地,也许还不是大学所在地,这就是媒体所称的蚁居或者是弱势就业大学生”。

《法制》发现,与过去提到的下岗职工或者残疾人不同,主要由大学生组成的新一代就业弱势人群,已经成为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得到重视的问题。

“漂族”多来自于农民工家庭

随着唐家岭拆迁工作的逐步推进,王魏正在选择下一个栖息地,他将目光投向了南五环外的某个村庄。

唐家岭,这个北京周边不起眼的村庄,由于紧邻上地高新产业园区,在过去的数年间已经涌入了数万人居住。王魏告诉《法制》,这其中大部分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在就业蓝皮书中,对2009届大学毕业生中的就业弱势人群是这样分析的:

与全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平均分布对比,低收入就业漂族有超出5个百分点、总共55%的比例集中于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其中在北京、上海和深圳的最多。

2009届大学毕业生中,低收入就业全漂族毕业半年后的月薪为1240元、低收入就业半漂族为1129元,这个水平只相当于同届毕业生全国平均月薪2129元的一半;从毕业半年内的离职率来看,低收入就业全漂族为46%、低收入就业半漂族为51%,明显高于38%的全国平均水平;从专业对口率来看,低收入就业全漂族为55%、低收入就业半漂族为58%,略低于62%的全国平均水平。低收入就业漂族比较多地集中在销售类职业,较高比例受雇于民营企业和小企业。

从家庭背景来看,低收入就业漂族的大学毕业生更多来源于农民与农民工的家庭。2009届大学毕业生中,漂族较多地来自经济不发达地区,其中低收入就业漂族的家乡基本位于地级及以下城市或农村。

王伯庆在解读上述数据时说,漂族有全漂和半漂之分。“比如我的家乡在四川,在四川的高校就读,毕业后到北京来工作,我就叫全漂;如果我的家乡在四川,是在北京的高校上学,毕业后仍在北京就业,就叫半漂。大家看看,低收入的就业全漂族的月工资是1129元,而全部的大学生毕业生平均薪资是2129元。换句话说,这批大学生就业弱势人群,就业水平比较差,薪资相当于大学生的40%多一点儿”。

《法制》发现,“漂族”与“蚁族”有诸多共性。《蚁族》一书的作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廉思认为,之所以称其为“蚁族”,“这是因为他们与蚂蚁有着许多相似的特点:高智、弱小、群居。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有的还毕业于重点大学,拥有较高的智商和知识水平;他们又是像农民工一样的困难群体,游离在城市边缘,过着比较艰苦的生活”。

廉思的调查结果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等高校云集的大中城市存在大量“蚁族”,主要分布在城乡接合部,全国“蚁族”大约在百万人以上。

在唐家岭采访时,了解到,“蚁族”多数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平均月工资不到2000元,多数没有社会保险和劳动合同,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

从“蚁族”的这些特点来看,他们就是低收入就业漂族。

就业难导致“漂族”大量产生

对于“漂族”或者“蚁族”产生的原因,王伯庆在书中并没有作出详细说明,但他仍向《法制》分析,就大学生来说,“我们做过一些案例分析,有不少大学生不要家乡一套房,而要北京一张床。有一个例子,我们曾经采访过电子科技大学的一名应届毕业生,他找到两份有意向的工作,一个是在深圳,月薪是5000元;另一家是在成都,月薪也是5000元。虽然成都和深圳的物价是不具可比性的,但他还是选择了深圳。原因很简单,因为成都那家公司做的是二流水平,对职业发展不利。因为职业发展的原因,漂族选择了更高层次级别,他们在走出自己的蜗居后,看到了不同的文化,这超过了在他们的家乡———某个地级市的精彩”。

一位在唐家岭生活了多年的资深“蚁族”也告诉《法制》,目前公开报道的“蚁族”资料和实录有片面渲染悲情色彩之嫌,过于强调“蚁族”生存状况的艰辛,还有很多媒体是选取了“蚁族”中生存状态最差的那一批人并将其放大到聚光灯下。

“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之所以选择在北京当‘蚁族’,是因为我们觉得这里提供给年轻人的机会多。尽管现在苦一点,但将来会有更好的发展,我们选择这里也是自我奋斗的体现。”这位资深蚁族说。

鲁东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李伯枫认为,目前,大学生就业弱势人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种类型:生理弱势的大学生,主要是指相貌平平或者存在生理缺陷的学生群体;经济弱势的大学生,主要是指家庭经济状况不佳、生活困难的学生群体,包括特困生和贫困生;冷门专业的大学生,主要指专业过于冷门、市场需求量少的学生群体;学校名气不高的大学生,主要指受到学校名气影响而产生就业难的学生群体;女大学生,主要指用人单位性别歧视造成就业难的女性学生群体。

而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袁本涛则认为,“漂族”大有向研究生发展之势。

“每年毕业的研究生有好几十万,实际上很多研究生也无法就业,也成为‘漂族’的一员。最近我想招一个博士后,招聘广告发出去没两天,就有一个博士来找我,实际上他是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所以研究生的就业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只是还没有像我们的高职高专和本科生那么严重。”袁本涛说。

《法制》发现,“漂族”或“蚁族”的大量产生,与近年来就业形势的恶化关系密切。

北京就业促进会会长任占忠说,当前的就业形势是,从过去用人单位掉着眼泪要不着人,到现在学生掉着眼泪找不到工作。就业市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这30年来的现实情况,所以说毕业生也由过去不用发愁包分配,变成了现在的“给了你自由,同时也让你失去了工作的自由”。

“当前毕业生的就业,我们所面临的是就业压力加大,而今后的就业压力还将长期存在下去。为什么?因为毕业生人数一旦达到了690万,就不可能降到500万、400万、300万,我们在2001年只有114万应届毕业生,10年的时间增长到了630万,这个数字不可能再回去。按照现在的规划,到2020年,应届毕业生人数还将再增长一二百万,所以我们的就业压力将长期存在。”任占忠说。

对于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则倾向于结构性失业的说法。

“目前我国大学生就业难或者是就业方面的问题,我感觉其中有结构性的因素。就目前的数据来讲,中国的大学生占就业人口的比例并不是最高的,我们大学生人数占总人口的8%、9%,今后可能会是20%、30%,但发达国家最高达到50%,所以说中国大学生并不是最多。但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大学生就业难、就业失调,其中原因在于结构性失调,比如第三产业、服务产业、创意产业不发达,与此有很大的关系。”王耀辉说。

解决“漂族”就业需长效机制

“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得我们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建立解决毕业生就业的长效机制。”任占忠说。

有不少业内人士指出,“漂族”或者“蚁族”现象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如何更好地保障这部分人的权益,政府责无旁贷。

“今天我们谈大学生就业,我觉得应该把它放在更高的高度看待它。”袁本涛说,这些“漂族”都是来自于农村,来自于农民工家庭,来自于社会弱势人群,对整个社会的稳定性会带来很大的问题。所以应该从更高的高度看今天的大学生就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就业问题,而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要负什么、社会应该承担什么,以及学校应该如何转变教学服务,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姚俊认为,从政府层次来说,国家应该为弱势大学生的就业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应进一步规范大学收费,控制教育成本上涨,从源头上减轻来自困难家庭大学生经济负担;从政策上鼓励商业银行对贫困大学生发放国家助学贷款,增加贫困大学生奖学金、助学金的财政支持力度,同时力求不同高校之间在政策支持上体现公平性,通过这些措施最大限度地为贫困大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从而在根本上增加他们的就业竞争力;同时,国家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降低贫困生就业成本,在其直接控制的就业岗位上为贫困大学生就业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杜晓 见习 任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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